中共罪行錄之二百零三:「三家村」冤獄

整理:袁斌

Facebook

「三家村」文字獄案,拉開了瘋狂的「十年浩劫」文字冤案的序幕。

所謂「三家村」,其成員有鄧拓、吳晗、廖沫沙。他們三人在當時的中共北京市委刊物《前線》雜誌上,以「三家村札記」為欄目,化名馬南星,連續發表敢於講真話的文章,談古論今,議論風生,名重一時。但其時業已「通天」的姚文元率先發難後,全國各地聞風而動,大抓「三家村」式的「反黨小集團」。幾百號人的基層單位,也應時大抓「三家村」分店。其打擊對象多是舞文弄墨的筆桿子,當然也包括有所謂「反黨言行」的普通群眾,反正湊夠人數即扣上「三家村」的帽子,罪名皆可用「莫須有」來概括。

「三家村」的三位當事人在受迫害中更是首當其中。

鄧拓,全國新聞工作者協會主席,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委員,中共北京市委文教書記,中共中央華北局書記處侯補書記。

鄧拓被控為「三家村」黑店的掌柜。

1966年3月,北京城同往年一樣,春光明媚,鳥語花香。但一股看不見的政治空氣卻與大自然的氣候顯得極不協調。31日,康生從上海帶回了「最高指示」,北京市委召開會議,傳達中央精神,要公開批判《燕山夜說》和《三家村札記》。

會後,鄧拓被勒令在家停職反省。不准外出。

在《燕山夜話》和《三家村札記》中,鄧拓寫的文章總共一百七十一篇。

1961年3月21日,鄧拓發表了以倡導掌握更廣博的知識為主題的文章《歡迎雜家》。文中寫道:現在我們如果不能承認所謂「雜家」的廣博知識對於各種領導工作和科學研究工作的重要意義,那將是我們的很大損失。

姚文元聲稱他抓住了這篇文章的要害就是「領導工作」。然後無限上綱。姚文元寫道:很清楚,從上面鄧拓的話看,這個「雜家」就是那些沒有改造好的資產階級分子、地主階級分子及這些階級的知識分子,就是一小撮政治面目不清的人物。他們以自己的知識為「資本」,正在拚命地混進來或爬上去,篡奪各級的領導崗位,改變無產階級專致的性質。

姚文元又寫道:鄧拓要我們重視「雜家」對「領導工作」的「重要意義」,就是要黨向他們開門,讓走資本主義道路的「雜家」來奪取各種領導工作的領導權,同時抓取「科學研究」工作即學術界、思想界的領導權,為資本主義復辟準備輿論。歡迎「雜家」這個口號,是「三家村」為了支持剝削階級分子篡奪領導權提出的。

姚文元對「雜家」二字這麼一注釋,再來個無限上綱,輕輕鬆鬆一篇雜文,便成了一篇殺氣騰騰的反黨文章了。鄧拓當然也就成了妄圖篡黨奪權反黨分子。

鄧拓另一篇文章《堵塞不如開導》,講的是鯀和禹治水的兩種不同方法:一個是堵,一個是導。前者完全違背了洪水奔流的自然規律,其結果只能失敗;後者符合自然的規律,結果勝利了。鄧拓以此希望人們從中能領悟一些古人的經驗教訓,凡事都要按客觀規律辦事才能成功,否則就要失敗。

姚文元抓住文章中「積極開導使之順利發展」這半句話,從另一句中找出「一切事物」四個字,拼接成一句話加以批判。並對「一切事物」解釋為包括那些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反動黑暗的事物。經姚文元這樣一拼接一解釋,鄧拓便成了要求我們對「反社會主義的事物也不要『堵塞』,也要「使之順利發展的」的資本主義勢力的「開路先鋒」了。

真是風馬牛不相及。欲加之罪,竟用了「移花接木」法。

鄧拓另一篇文章《說大話的故事》中,引用馬謖真人真事和季孫氏、趙國方士的故事,井借用管仲的一句名言:言不得過其實,實不得過其名。意在告誡人們千萬不要說大話,不要吹牛。鄧拓寫道:……千萬不要說大話,不要吹牛,遇事要採取慎重的態度,話要說得少些,事情要做得多些,名聲更要小一些。

姚文元抓住《說大話的故事》《多學少評》《兩則外國寓言》《愛護勞動力的學說》《一個雞蛋的家當》幾篇,誣陷鄧拓利用這些文章颳起反黨妖風,誹滂和誣衊黨和人民的社會主義事業,咒罵黨中央,妄想推翻黨的總路線,為企圖復辟的資產階級和地主階級分子的政治需要服務;利用由於嚴重自然災害而產生的某種經濟上的困難,集中掀起一股攻擊總路線的黑風。

鄧拓被扣上好幾頂大帽子。

鄧拓被扣的帽子包括以反對說大話,行反對大躍進之實;攻擊大躍進是「吹牛」、「升虛火」、「發高燒」……

這種形勢下,鄧拓預感到,他在劫難逃了。

進入五月份,形勢更加險惡,彷彿北京城要炸裂一樣。聲討之聲,如雷貫耳;翻開報紙,每天都有通欄標題:《堅決同鄧拓鬥爭到底》《鏟除反黨反社會主義毒草》《「三家村」黑邦是民族敗類》。打開收音機,從早到晚也儘是「徹底鏟除」、「憤怒聲討」之聲。這分明已經遠遠超出思想鬥爭、學術討論的範疇。

5月16日,更大的打擊降臨到鄧拓頭上。《人民日報》全文轉載了戚本禹的文章–《評〈前線〉、〈北京日報〉的資產階級立場》。文中宣稱:鄧拓是一個什麼人?現在已經查明,他是一個叛徒。在抗日戰爭時混進黨內。他偽裝積極,騙取黨和人民的信任,擔任了《人民日報》的重要職務。

「叛徒!」鄧拓看到這頂嚇人的帽子,一下子昏了過去。

經過一天的熬煎,即5月17日深夜,在一家人熟睡之後,鄧拓拿起筆,寫下自己最後的「申辯」,稱他的一顆心,「永遠是向著敬愛的黨」。

信中流露出,他在狂風暴雨般的批判聲討聲中,已萌生了輕生的念頭。緊接著,他給妻子寫了封絕命書。信裡說:

「我因為趕寫一封長信給市委,來不及給你們寫信。此刻心臟跳動得很不規律,腸疾又在糾纏,不多寫了。

你們永遠不要想起我,永遠忘掉我吧。我害得你們夠苦了,今後你們永遠解脫了我所給予你們的精神創傷。

永別了,親愛的!」

5月18日凌晨,鄧拓自殺,以死做了最後的抗爭。

火化時,鄧拓用的是假名。除親屬外,誰也不知道白色被單裡裹的是什麼人。

吳晗,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委員,歷史學家,北京市副市長,民盟中央副主席,全國政協常委。

吳晗被控是「三家村」黑店的另一個代表人物。

吳晗是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的作者。各種報刊雜誌對吳晗實行圍剿。這些聲討文章說:廬山會議前夕,吳晗寫了《海瑞罵皇帝》;廬山會議後,我們黨罷了右傾機會主義分子的官,吳晗又寫了《海瑞罷官》,實際上都是配合右傾機會主義分子反黨反社會主義的政治活動。很顯然,吳晗在為被黨罷了官的右傾機會主義分子鳴冤叫屈!

一場文字獄案就這樣降臨到了吳晗頭上。

1966年3月,中共北京市委做出決定,要吳晗化名李明光,到北京市郊昌平縣大東流公社參加農村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北京市委的這項措施,意在讓吳晗換個環境,使他免遭「文鬥」之苦。在農村,吳晗每天都能從廣播裡聽到聲討之聲,不是「砸爛」,就是「打倒」。吳晗下鄉不到一個月,就被調回北京,在民盟接受批判。

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正式開始了。從此,從圍剿吳晗、《三家村》,擴大到在全國各地從中央到地方揪《三家村》、《四家店》,揪各級所謂的「走資派」。鬥爭方式也發生了變化。開始是以報刊雜誌為陣地,進行所謂的「討論」,演變擴大成以「批鬥台」、「揪鬼台」為陣地,進行憤怒聲討式的「文鬥」。很快,這種「文鬥」不過癮了,又迅速發展進化為以揪鬥,毒打,坐「噴氣式」等各種形式的武鬥。

1966年6、7月份以後,吳晗幾乎每天都被拉出去批鬥、揪鬥、毒打。起先還文明點,只是在台上低頭認罪、接受批判;不久,他就坐上了「噴氣式」,並遭毒打,經常被打得遍體鱗傷,頭破血流。

當時,毒打所謂的黑幫分子是不分場合的。有時在批判台上拳打腳踢,有時在臨上批判台前在台下先打,給你個下馬威,還有在路上打,在關押的地方打,在家裡打。總之,隨時隨地可以批、可以鬥、可以打。

1968年3月,吳晗被冠之以「叛徒」的罪名逮捕入獄,但他的悲劇並沒有至此結束。在獄中,法西斯式的毒打審訊,使吳晗舊傷痕上又添新傷痕,而且由於挨打造成的內出血,使他說話呼吸都十分困難。

1969年10月11日,殘酷的虐待使吳晗口吐鮮血,猝然死去。時年60歲。

吳晗慘死了。他的家呢?用四個最通俗的宇就可概括:家破人亡。

吳晗被關進監獄後,百病纏身的吳晗夫人袁震被強行送進勞改隊,並被關在陰暗潮濕的小浴室裡。精神的重壓、病魔侵襲、和法西斯的待遇,她很快垮了,全身癱瘓不能自理。僅靠年僅13歲的女兒小彥照顧。小彥每天要奔波幾十里去照料母親,還要照顧弟弟,還要替媽媽幹分給「黑幫」的活。

1969年3月,袁震才被允許由兩個孩子接出治病。當天半夜,袁震病情突然加重,兩個孩子忙把母親送到醫院。可袁震是「大黑幫」吳晗的夫人,醫院未採取積極的搶救措施,致使袁震病情急驟惡化,開始昏迷不醒。3月18日清晨,袁震從昏迷中甦醒,她想喝口稀粥,兒子小彰趕快去找粥,粥還沒找來,袁震已經停止了呼吸。

小彥擔起了照料弟弟的生活擔子。

生活上超負荷的磨難,使小彥那脆弱的神經再也承受不了。1973年6月,小彥患了精神分裂症。發病時,逢人便說:爸爸沒有死。或見人就問:人要是死了,還會流淚嗎?她將母親的骨灰盒放在床頭,日日哀悼。1975年8月,小彥給中央專案組寫信,提出:給吳晗作結論,要吳晗骨灰,發還抄去的書籍。

1975年秋,社會上颳起「反擊右傾翻案風」的逆流,小彥與好友小李議論過「四人幫」,災難來了,以影響「首長安全」和「攻擊首長」的罪名,她被逮捕入獄。這一意外打擊,使她神經更加錯亂,她哭鬧,得到的不是同情,而是毆打。門牙被打掉了,頭被打出血,頭髮扯得七零八落。她被送到精神病院,毫無人道的監護人員竟跑到醫院非法審訊她。

在醫院的一再要求下,小彥被暫時放回家養病。但小彥已被折磨得身心俱殘,走投無路。在絕望中她選擇了死。

1976年9月23日,小彥結束了自己年僅21歲的年輕生命。

廖沫沙,著名文學評論家,中共北京市委統戰部長。

廖沫沙被稱為「三家村」裡小兄弟。

1966年春天,廖沫沙正參加北京市郊的「四清」。4月16日晨,收音機裡播音員正用不同尋常的聲音播送《北京日報》《關於「三家村」和〈燕山夜話〉的批判》,歷數了吳晗、鄧拓和他的「罪狀」。他一下子大驚失色。

廖沫沙的主要罪狀是用文章攻擊「偉大的黨」、「社會主義事業,妄圖顛覆無產階級專政」。

進入夏秋之際,那種主要是「憤怒聲討」的精神摧殘,被肉體摧殘、靈魂毀滅所代替。他被揪出去沒完沒了的批鬥,坐「噴氣式」更是家常便飯。1968年,廖沫沙被關入臨時性的「監獄」。這個監獄是一所學校改裝的,囚室的窗戶都按了鐵欄杆,玻璃塗上油漆。從此,他與世隔絕,一晃竟達八年之久。八年中,在這鐵欄杆封鎖的小屋裡,他精神備受摧殘,肉體慘遭折磨。受審時,回答不上所提問題,便拳腳相加,打他踢他,他胸口猛挨一拳,立感心口絕悶,幾乎暈倒。有一回,看守人員將毛巾塞進他嘴裡,按在床上痛打一頓。看守走後,廖沫沙一抽毛巾,鮮血直流,一排牙齒被打鬆動了。

1975年的一天,廖沫沙被管理人員叫去。

「中央決定下放你去江西。」

「讓我回家看看吧!」

「來不及了,明天就走!」

「你們用車送我和家人見個面也行。」

「不行,到江西後親屬可以去探望。」

這完全是流放啊!

廖沫沙終於沒能與家人見面,他被遣送到江西一個林場,化名唐家權。

流放生活,從1975年開始,到1978年春,歷時三年。從1966年蒙冤,1968年入獄,非人生活竟達十年。

廖沫沙終於回到了百花爭豔的北京城,經過二年多的治療,他那受盡創傷的身體才得到恢復。

在「三家村黑店」裡,他算是最最幸運的一個了。

(摘編自劉興華著《瘋狂的歲月——文革酷刑實錄》)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

(作者提供/責任編輯:劉明湘)

相關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