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期間發生的中共史上特大外交醜聞

【新唐人2011年10月1日訊】(新唐人綜合報導)日前大陸《依法行政網》刊登《黨史文匯》中的部分內容,披露了一起「文革」期間的特大外交丑聞。由於中共外交工作人員翻譯錯誤,導致一場巨大的外交事故的發生,此事件被認為是中共建政以來的特大外交醜聞

資料披露,1973年5月7日中午,中共駐希臘大使周伯萍外出歸來,在大使館區看到很多車輛來往,以爲有什麼外交活動,便讓翻譯回館查看是否有請帖。翻譯回館后從值班人員那裡得到報告,說當天中午科威特大使館有國慶招待會,只剩下10多分鐘的時間了,周伯萍聽到報告後,趕緊驅車前往。但其實那個翻譯在匆忙中並沒有看請帖,而那個值班員看到有一張捷克斯洛伐克大使館的請帖,大使的名字叫科威克,便誤以為是科威特大使館。

當時的周伯萍自己也沒有按照程序親自看請帖。當他們出了中共大使館後,就隨著車多人多和有警察引路的方向走,鬼使神差般地進了以色列的大使館。

當時周伯萍既沒有見過科威特大使,也沒有見過以色列大使,以為站在門口迎接的就是科威特大使,下車後就和他握手,就連掛在門口的以色列國旗都沒有細看。此時,站在門口的《紐約時報》記者看到中共大使前來以色列大使館,覺得非常意外,因為中共奪取政權後,對以色列一直不予承認。美國記者便問周伯萍:「來這是否意味著中國(共)政府要承認以色列?」他問的是「這裏」,因為讀音相近被翻譯錯誤地翻成「雅典」。周伯萍以為這又是西方媒體的「無理挑釁」,便一句話頂了回去。

次日,《紐約時報》就中共大使到場祝賀以色列國慶發了報道。而從羅馬尼亞大使那裡得知事件真相的周伯萍這才如夢初醒,他知道自己犯了大錯。為防止事態擴大,周急忙向希臘外交部和各阿拉伯國家解釋,稱此事件係工作失誤所致,中共外交政策不變。不過,不久後中共外交部就要他立即回國。

周恩來得知此事後,將其定性為中共外交史上的「特大丑聞」。

文革外交笑話:外賓被迫早請示晚匯報

在文革,中共外交部還鬧出不少笑話。

署名雷頤的文章《歷史:何以至此》指出,在“政治”為最大的文革中,所謂的“早請示,晚匯報”是有段時間內每天都要舉行的一種政治活動和儀式,即每天起床後第一件事或工作、 學習前,要“毛主席請示”這一天的工作、學習,一天工作結束後或上床睡覺前,要向所謂的“偉大領袖毛主席匯報”這一天的工作、學習情況。

作為外國人,對當年獨具“中國特色”的文革,確實無法理解,因此險些鬧出後果可能很嚴重的“笑話”。

據當時外交部阿爾巴尼亞語的主要翻譯范承祚回憶,1968年初春,他奉命陪同阿爾巴尼亞駐華 大使納塔奈利到天津參觀訪問。在這種“表忠心”、“獻忠心”的場合,納塔奈利也舉手揮動《毛主席語錄》,但是天津市外辦的軍代表讓大使像中國人一樣向毛主席像三鞠躬時,這位大使卻不願意。這位軍代表便一再要范翻譯“提醒”大使,但范氏認為不能強外賓所難,於是對軍代表說:“人家對自己的領袖霍查都不行三鞠躬禮,為什麼要對毛主席像三鞠躬呢?”軍代表回答說:“霍查是一個國家的領袖,而毛主席是世界領袖。”

然而,在相當一段時間內,這種狀況並沒有根本性的改變。當時“紅衛兵小將”在北京街頭遇到外國人時,往往“強送”毛主席像章和“紅寶書”,作為“宣傳毛澤東思想”、“輸出革命”的一部分,引起外賓的反感。但在“左”的影響下,中共外交人員居然也如此“強送”,影響更壞。

中共外交部笑料不斷

到今天爲止,中共外交部仍然笑話不斷。

在3月1日的中共外交部例行新聞發布會上,針對上周日發生的公安對境外媒體騷擾毆打事件,中共外交部發言人姜瑜與數十家境外記者一來一往的激烈交鋒,與外國記者吵架近90分鐘的新聞成為傳媒的笑資。姜瑜還指責記者是製造事端者。

日本各大媒體,連續兩天報導姜瑜在對外記者會上的新聞。《世界日報》說:「這次記者會創下了多個記錄,包括時間最長、單一問題詢問最多。逼得姜瑜數度要求記者不要再提『王府井事件』。」

在3月3號的例常記者會上,外國記者援引中共在奧運期間頒布的國務院537號令,指出這條法令容許外國記者在西藏以外地區採訪,姜瑜卻對記者發言:「不要拿法律當擋箭牌」。

姜瑜這番言論招致網友砲轟和嘲笑。有解濱指出:「連法律都不能拿來當擋箭牌,那甚麼才可以?關係?官爸爸?李剛?……」《南方週末》也以評論文章《法律應當是所有人的擋箭牌》,不指名的回擊了姜瑜言論。

此外,8月初中共外交部利用官方微博刊登招聘消息,使用時下流行的「淘寶體」發布:「親,你大學本科畢業不?辦公軟體使用熟練不?英語交流順溜不?駕照有木有?快來看,中日韓三國合作秘書處招人啦!這是個國際組織,馬上要在裴勇俊、李英愛、宋慧喬的故鄉韓國建立喔~此次招聘外宣等人員。」這則消息在三個小時內被轉載4800多次。網友質疑說:「該嚴肅的時候不嚴肅,這樣合適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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