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旭彤:挖掘五千年文明驚世寶藏(2)

【上篇】邏輯、科技和認知:中國古代VS西方近代

(接前文)
1. 前言

近代之前的中國與西方世界在相互隔離的狀態下發展了幾千年後,發展成了兩個全然不同的社會,語言文字、文化、技術、建築等所有方面看起來都全然不同。近現代以前的很長一段時間,西方都是用「神祕」這個詞來形容中國,包含著難以理解、不可思議等含義。但是學術界、科學界並未對這種神祕背後的深層含義有更多的關注,人們多是以一種獵奇和表面現象的比較來看待這個問題。

這種情況近年來有所改變,人們開始比較、分析理解這種中西方的不同,試圖找出這些諸多不同背後的原因。比如一些認知和心理學研究結果[Richard,2003]揭示了東西方思維模式(Thought Patterns)的不同,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在觀察同樣的事物時有不同的大腦反應等。

要從這些局部的認知心理學研究來全面認識中國古代與西方兩種文明的不同,還有一段很長的路要走。但是我們知道,西方社會是一個高度發達的文明,整個文明的語言文字、文化、科學、藝術等都有其內在一致的思維邏輯內核。同樣,中華古文明也是一個高度發達的文明,中華傳統文化能夠承傳幾千年,綿延不斷,漢字作為當今唯一使用的語素文字能夠承傳幾千年,古代中華文明的大一統、整體論等思維特點,最本質的原因也是因為這個文明有一個共同的思維基礎、理論內核。因此對這兩個文明內核的比較,是理解這兩種文化、文明差異的可行途徑。

自從中國開始接觸西方社會以來,一個很流行的觀點是中國古代沒有邏輯思維的傳統,而只有直覺。沒有邏輯學,那自然也就沒有建立在邏輯學基礎上的其它所有學科,沒有由此衍生的科學技術。這百多年來中國的知識層,面對西方近乎完備的哲學、邏輯學、數學、藝術和科技體系,處於一種困惑迷茫的狀態中。這個體系的對應物,在中國近代以前,幾乎是一片空白。這種困惑帶來的後果是,中華傳統文明的主體,在近現代完全被拋棄。

近代以來,尤其是來自於西方的教育體系傳入東方,東方國家不僅引入了從小學到大學的國民教育體制,也引入了全套的西方教育內容。這些教育內容中,不僅包括了標準化的近代科技、歷史、人文課程,甚至是中文以及中文的教學方式也已漸西語化。

在這種教育體制下,人們從小到大接受了統一基礎教育,原來中國傳統的思想、科技、醫學,已被徹底排除在外,邊緣化,淪入民間,很多都處於瀕臨失傳,或已失傳的境地。源自西方的思維方式、理論觀點等占據了全社會的主導地位,成為主流。即使是一些專門研究中國古代傳統的學者,大多也是用當今主流的思維方法、觀點來研究。

人們的思維方式是人類文明的基礎,對文明的產生和發展有著支配作用。說中國古代沒有邏輯思維的傳統,實際更準確的表達是:中國古代沒有源自於亞里士多德的邏輯學思維。中華文明從上古至近代,自始至終都有著內在一致、系統性很強的思維規則體系,只是這種思維傳統與亞氏邏輯學大相逕庭,難以相互理解。

如果不能真正理解這種中華傳統思維邏輯,這種中華傳統思想、語言、文化、科技一致完備的內核,近些年一些所謂恢復傳統文化的舉措,只能是更加徹底地拋棄承傳幾千年的思維傳統、文化內涵,更徹底地閹割漢語,更徹底地批判傳統的科技。

另一方面,當今源自西方的人文、科技雖如日中天,但是也已經暴露出了自身的一些根本缺陷。對這些缺陷追根溯源,可以發現其主要源自於基本的思維邏輯。

正如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科學技術領域的國際標準命名法建議」中,將邏輯學列於眾學科之首那樣,邏輯學一直扮演了一個科學的科學、唯一正確的思維方法等類似的角色。字根源於希臘語邏各斯(希臘語:λόγος)的英語「邏輯」(logic)一詞,其最初意思有詞語、思想、概念、論點、推理之意,在亞里士多德建立了他的邏輯學體系之後的兩千多年中,這個詞的含義在西方就逐漸變得基本等同於亞里士多德邏輯學中的含義,近現代談及邏輯學的時候,一般總是指由亞里士多德建立的西方傳統邏輯學,或者是與之一脈相承,在近現代發展起來的亞里士多德邏輯學家族(下文均簡稱為亞氏邏輯學。這裡在邏輯學前加的這個「西方」,只是對邏輯學分類的標籤,旨在映襯還有其它不同類型邏輯學)。

縱觀西方的語言、文學、藝術、哲學、科學、技術等等,其背後主流的思維方法無不是源自於亞里士多德的邏輯學。

以科學為例,在過去的三百多年時間裡,以孕育於西方哲學的牛頓力學為代表,其成功建立和應用的分析方法迅速擴展到了人類認識的各個領域,建立了一個由數以百計的分支學科組成的西方科學體系。這個體系的一個主要特點是數學的引入,或者說採用了定量分析方法。流行的近代科學觀點是,一門學科,如果沒有引入近代數學為工具,將不能稱其為科學。可以說,近代科學已經認定了數學就是其自身的表達工具和推理邏輯。

近代以來,詞項邏輯發展到謂詞邏輯後,亞氏邏輯學填平了與數學間的溝壑,兩者逐漸融為一體,數理邏輯似已成為近代數學的基礎,因此亞氏邏輯學徹底成為近代科學占據著統御地位的思維方法。

經歷了兩三百年的發展,這個西方科學體系已經逐步廓清了自己的疆域。除了複雜性和不確定性等問題勾勒出的邊界外,至今定量分析無法涉足的一些領域構成了西方科學體系的另外一道邊界,也就是前面所說的自身的根本缺陷。

現代數學以集合論為其基礎,而由羅素悖論引出的ZF公理化集合論把「頑固類」排除出數學表達的對象[程極泰,1985],則從一開始就排除了很多我們最常遇到的事物,人類的愛、恨,生命的誕生,一些社會和經濟活動等都在被排除之列。

從後面的討論我們可以看到,這種定量分析的局限性,反映了亞氏邏輯學的局限性,同樣也是建築在其上的近代科學體系的局限性。

判斷其它科學學科的局限性時,一定需要邏輯學作為工具,但判斷邏輯學本身的局限性時,即反思的對象就是反思使用的工具本身時,則邏輯學本身的局限性對這種局限性的判斷就會出現問題。

我們知道有很多概念獲取(concept possession)的方法。不同概念獲取方法,可以針對不同的對象獲取概念,或針對同樣的對象形成不盡相同的概念。一些特定的概念獲取方法會與一些特定的判斷推理方式相結合,構成一種特定的邏輯學——思維方法。因此基於某種特定邏輯學的思維方法,所能處理的對象將受限於相應的概念獲取方法。更進一步講,一種思維方法只能處理可以獲取概念的對象,而不能處理不能獲取概念的對象。也就是說,概念構成了思維方法視野的第一層限制。

如果局限性源自於一些亞氏邏輯學不能獲取概念的對象,則解決這種局限性問題就超出了亞氏邏輯學的視野,自然不能得到答案。換句話說,如果這種反思已經被其反思的對象所「鎖定」在其疆域內,將很難去探索這種思維方法的局限性。

這個問題實際上就是一個理髮師悖論的變種。如果反思亞氏邏輯學局限性問題是找出亞氏邏輯學無法獲取或定義的對象,那麼問題也就是說,要用亞氏邏輯學獲取或定義「無法用亞氏邏輯學獲取或定義的對象」這個對象,這本身就是一個悖論。這個悖論說明無法用亞氏邏輯學來獲取不屬於亞氏邏輯學的對象。

排除這個悖論的流行方法是排除了自身屬於自身的對象,也就是說對「隸屬關係」做了限定。公理化集合論建立在隸屬關係之上,而現代數學建立在公理化集合論之上,因此隸屬關係的局限性也是整個現代數學的局限性。

因為這種限定直接限制的是思維的對象,要研究這個限制之外的思維對象,關鍵是要找到一種無需這種隸屬關係的邏輯學。要實現這一點,唯有在其它的思維體系中尋找,在那些從邏輯學層面就已經與當代主流思維體系分道揚鑣的體系中尋找。

目前一般的觀點認為,一些古文明(如印度、中國和希臘)都有邏輯領域的研究,只是流傳延續下來的只有亞里斯多德建立的邏輯學。顯然這已經是用亞氏邏輯學作為模板來在其他文明中尋找對應物,是一種被亞氏邏輯學鎖定後的觀點。實際上,我們需要做的是,從邏輯這個詞的原始含義去尋找其他文明中與之相應的體系,去尋找與亞氏邏輯學大相逕庭的「邏輯學」。

在討論中國古代的傳統學說與源自西方的哲學、科學之間的關係時,如果只是從西方哲學、邏輯和科學的觀點討論中國傳統學說,或者從中國古代傳統學說討論近代科學,而不是去尋找中國古代與西方近代兩個體系最基本分叉點,並從這最基本的分叉點去探求這兩個系統的不同,無法得出有意義的結果。

從邏輯這個詞的原始含義來講,它應當是指一種同一社會中的人都會接受,不會導致不同人之間、一個人的思維過程中的思維矛盾,保持思維內在的一致性,有預見能力的系統化的思維方式。從這個角度,在流傳下來的歷史典籍中,追溯中華傳統思想文化,與亞氏邏輯學相應的是《易經》。

中國自西周以來的三千多年歷史中,多數文明成果,都與《易經》離不開干係。《易經》是中國傳統語言、藝術、建築、各種技術、兵法乃至武術的理論基礎。但是《易經》所論述的思想、思維規則與西方哲學、邏輯和科學,基本上沒有任何交集。

因為我們是在亞氏邏輯學的視野之外尋找其它的邏輯學,因此不能把這種比較局限在亞氏邏輯學所具有的符號體系、概念獲取、判斷和推理等方面。

認知科學把哲學、邏輯學等作為其涵蓋的認知維度,因此具有了與《易經》類似的涵蓋範圍。所以我們可以嘗試從認知的起點來找到中國古代與西方文化的分叉點。在這個分叉點之後,再來比較中西方邏輯的差異。

《易經》傳入西方世界也已有三百年的歷史,近現代中國和亞、歐、美的學者們從各自的學術背景提出了各種各樣的理解和解釋,如認為《易經》是卜筮著作、曆法、歷史、詞典、哲學、數學等等,許許多多從當代哲學、邏輯學和科學角度對《易經》的解讀要麼難以滿足當今的學術規範,要麼只涉及到了《易經》的一個局部,能否以及如何從源自於西方的哲學、科學觀點來理解《易經》,至今依然莫衷一是。

近些年來,《易經》次序圖與分形(Fractal)圖形的高度一致,已經引起人們的注意,但是尚未見到據此對《易經》較深入的討論。從《易經》與分形的關係出發,在討論被近代數學排除的對象與循環嵌套之間關係的基礎上,可以發現《易經》的對象就是這種被近代數學排除的「頑固類」,《易經》建立了一種對循環內嵌對象進行表達和理解的體系。這個體系從最基本的認識論假設、認知過程和所有最基本的概念都與當今科學體系完全不同。

人們思維邏輯的不同會導致對這個世界的認識不同,從而會產生不同的科學技術。源於西方的近代科技對人類的影響史無前例的巨大和廣泛,因此比較在中西方不同思維邏輯的引導下,古代中國和近代西方發展起來了什麼形態的科學、技術,也是無法迴避的問題。

因為本文的比較涉及到了人類最基本的認知方法,因此對人類不同的基本認知方式進行歸納分類,有助於理解人類社會存在的一些不同基本認知方法之間的關係。

語言是思維邏輯的載體,語言文字的產生也與人們基本的思維邏輯有密切關係。因此在比較中西方思維邏輯的基礎上,進一步對漢(國)語與西方表音文字進行比較,既有助於理解這兩類語言各自的特點,也是對思維邏輯比較結果的驗證。(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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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自《大紀元》

(責任編輯:李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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