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领袖】接种疫苗 自然免疫陷双重危险

(英文大纪元资深记者Jan Jekielek采访报导/秋生翻译)

【新唐人北京时间2022年04月25日讯】“关于疫苗的信息非常之多,但对于(药物)治疗方法,提到的次数是零,完全不提。”麦卡洛说。

在我对我内科医生、心脏病专家和流行病专家彼得·麦卡洛博士(Dr. Peter McCullough)的第一部分采访中,我们讨论了他对COVID-19多种(早期)治疗方法的广泛研究,包括一种可能在孟加拉国消灭了COVID-19的预防方法。

《美国思想领袖》麦卡洛专访第二部分概要……

我们将讨论奥密克戎(Omicron)变种病毒疫苗有效率,以及与疫苗有关的不良事件的全部证据。

麦卡洛说: 奥密克戎的疫情现实及VAERS(疫苗不良事件报告系统)关于疫苗造成伤害和死亡的报告。(在VAERS——CDC的疫苗不良事件报告系统中,) 86%的情况下,(对不良事件的发生)没有(除了疫苗之外的)任何其它解释。

为什么无症状的病毒传播是极为罕见的?麦卡洛说: 无症状传播,可能是该大流行病最大的一个谬误。

杨杰凯:这里是《美国思想领袖》亚博官网,我是杨杰凯(Jan Jekielek)。

接上文:【思想领袖】无症状传播 或是疫情中最大谬误

具有科学态度的人正在评估疫苗

而在“团结项目”和其中的一系列项目中,它们都是非常严谨的科学项目,这一点非常重要。一些名词概念需要澄清一下——科学态度(pro-science)和反科学态度(anti-science),“科学态度”就是对(病毒)性质和数据的系统研究。(我们)各个团体正在做的是,他们正在研究疫苗的数据,这就是科学态度。

说到“反科学态度”,则要完全消除对疫苗的任何研究或评估。耐人寻味的是,最近,我们国家卫生研究院(NIH)的总负责人,现在他即将离任,在一次采访中使用了“反科学”这个词。他说:“我希望自己能更多地研究人类行为,因为在美国有一股反对疫苗的反科学浪潮。 ”

不是这样的。实际情况是,具有科学态度的人正在评估疫苗。你说得对,他们担心给儿童接种疫苗,因为他们认为,儿童作为一个群体,不在风险分层范围之内,我们甚至不需要为儿童治疗COVID-19病毒,儿童的风险非常低。因此,我们从来不需为儿童接种(COVID)疫苗,对于儿童,我们甚至不会统一为他们治疗(COVID)病情。

因此,目前儿科(对COVID)的护理标准是,出现严重症状、或原先患有疾病(underlying medical conditions)的儿童。举一个常见的例子,比如囊性纤维化(cystic fibrosis),这个儿童应该接受治疗。(使用)沙丁胺醇、吸入式布地奈德、口服阿奇霉素、口服甲基强的松龙、基于体重剂量的阿司匹林,儿童总能从疾病中康复过来。

自大流行爆发以来,我们目前了解到的情况是,可悲的是,每年大约有600名儿童死亡。顺便说一下,每年大概有600个(儿童)死于其它呼吸道病毒,无论是人类呼吸道合胞病毒(RSV)还是流感,大约是600个。去年,我们差不多消除了流感(造成的死亡),COVID-19病毒几乎取代了流感,而去年大约是600个(儿童死亡)。同样,COVID-19病毒几乎取代了流感,大部分儿童(死亡原因)是本来患有囊性纤维化、肺部疾病、先天性心肺疾病,以及癌症等等。

这些估计是……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马蒂‧马卡里(Marty Makary)、明尼苏达州(州参议员)的斯科特‧詹森(Scott Jensen)做了分析。他们认为,他们也许能找到一个健康儿童、死于COVID-19的例子。我的意思是,这个结果应该是不可思议的保障。去年死于溺水、事故和凶杀的儿童,比死于COVID-19更多。儿童死亡的社会决定因素,要比COVID-19病毒大得多。

不需为儿童接种COVID-19疫苗

实际上在儿童中间,COVID-19不构成公共健康威胁,就这样,不必再说下去了。因此由于这些原因,优秀的医生从不会考虑为儿童接种这类疾病的疫苗;有见识、有洞察力的好心父母也不会这样做,不会有这种事情。就像我们不会为儿童接种疫苗,防止普通感冒一样。儿童每年会得四到八次普通感冒,他们传来传去。我们根本不会有一个针对感冒的疫苗计划。我们为儿童接种疫苗,是为了防止小儿麻痹症等可怕的疾病,我们为孩子们接种疫苗,以应对那些已经被证实可能会导致学校关闭的传染病,例如水痘爆发。

杨杰凯:(还例如,)麻疹。

麦卡洛: (具有高度传染性的)流行性腮腺炎、麻疹,我们为其接种疫苗。流行性腮腺炎有一种后遗症,被称为腮腺炎睾丸炎,它能使小男孩成年后不能生育。因此,我们有理由对这些传染病进行疫苗接种,我们绝不会为普通感冒接种疫苗。莱纳斯·鲍林(Linus Pauling)是对的,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永远不该让儿童接种没有长期安全记录的疫苗。

FDA(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对基于(编码)抗原的(mRNA)疫苗的(安全)标准,只有2年的安全记录。我们需要严格确保,它不会导致生长缺陷,导致潜在自身免疫或癌症的长期风险。我们永远不会这样做,永远不会让我们的孩子接种这些疫苗。

显然,对于基因产品、(使用了)基因转移技术(的COVID疫苗),需要由FDA进行5年期的安全审查,在任何情况下,我们都不会允许我们的孩子,注射(使用了)转基因技术(的疫苗),除非我们的孩子得到安全保证。

因此,当这些疫苗临床试验测试时,有针对12至17岁儿童的临床试验,用辉瑞疫苗注射两针,每针30微克。然后5至11岁儿童,每针10微克的辉瑞mRNA疫苗。

弗兰克(Robert W. Frenck Jr.)和同事、以及沃尔特(E. B. Walter)和同事在《新英格兰医学杂志》(New England Journal of Medicine)上发表的临床试验和综合论文显示,在大约4500名随机接受疫苗与安慰剂的儿童中,数千名儿童的总效果,是预防了大概二十几个鼻塞病例。

如此而已。没有提到(预防病毒)传播,没有减少严重症状,在两组试验中都没有这样的效果,啥都没有。大约有三分之一的孩子生病了,他们有身体疼痛、发烧、发冷和其它症状等等。因此,仅仅是临床试验、短期的跟踪,并没有给美国提供为儿童健康接种疫苗的动力,没有。事实上……

大约有200名儿童在接种疫苗后生病

杨杰凯:但(你说的)这并不是试验得出的结论。(试验给出的)结论是它们(疫苗)是安全的,对吗?

麦卡洛: 在这个疫苗狂热的时代,我们真正能评论的是数据和结果,作者得出的结论并不相干,如果他们陷入了接种疫苗的狂热之中…… 有一些论文基本上没有显示出疫苗对儿童)根本性的影响,其结论是给所有人接种疫苗。只不过这些结论是可被摆布的,我们只是会坚持从数据出发。

有一个什么结论从临床试验中得出来吗?没有。不,我不打算接种疫苗。临床试验没有提供任何(有价值的)东西。是否(临床试验能证明)严重症状极大减少、死亡率减少、对孩子们有意义的东西、减少家庭传播等等之类的东西了吗?没有,什么都没有。从随机临床试验中,什么结论都没有得出。

之后,这些随机试验在儿科会议上被评估。最有意思的评论是由鲁宾博士(Dr. Eric Rubin)提出来的,他是我的一个同辈人,也是一位编辑、《新英格兰医学杂志》的编辑。鲁宾博士是咨询小组的成员,他说,“我们永远不会知道,这些疫苗在儿童身上是否安全,除非我们直接将疫苗推广使用。”

因此,在他看来,作为《新英格兰医学杂志》的编辑和咨询小组有影响力的成员,对美国儿童进行(疫苗)安全性测试(的方式),就是以不受控制的方式对儿童进行全面的疫苗接种,不受控制地展开后续行动,让父母们在疫苗安全性上陷入焦虑恐慌。

那么事情的结果如何呢?在6月份,我们了解到心肌炎的故事,大约有200名儿童,在接种疫苗后生病,他们出现了胸痛、心力衰竭的症状和体征、心电图的剧烈变化、ST段抬高、非常高的心肌肌钙蛋白、血液测试显示受到伤害。心肌肌钙蛋白是标准心脏病发作时的10至100倍,大量的心脏损伤。

在重症监护室的成人病人中,呼吸系统疾病病人有轻微的肌钙蛋白升高,但非常温和,没有其它相应的变化,不是心肌炎。实际上中国人(在疫情)最初描述的(染疫症状),不是呼吸道感染引发的心肌炎,而是肌钙蛋白无症状升高,这种情况极其少见,它发生在肺炎球菌肺炎和其它肺炎中。所以它不是心肌炎,这在文献中实际上是被误解了。

疫苗引起的心肌炎 很严重

但疫苗引起的心肌炎,是一种十足的 心肌炎,而且很严重。90%的这些孩子都在住院,父母们都很担心,四分之一左右的孩子有超声心动图异常现象。我们知道,在心肌炎治疗指南中,这意味着我们需要使用药物——血管紧张素转化酶抑制剂(ACE inhibitors)和β阻滞剂——来预防心力衰竭。这会导致3到6个月内,不能进行身体力活动,这是一个大问题。

6月份,当FDA疫苗和CDC的两个场合开会时,他们实际上用了两个词来形容,即它(疫苗不良反应)很“温和”,而且很“罕见”。 “温和”这个结论不对,因为我们知道,根据(医疗)监管法律和标准,(因疫苗而)住院是一个严重的不良事件。

因此,任何公职人员都不能在事情严重时,说它是“温和”的,这就是我们所说的渎职。这实际上是一个错误的说法,在如此重要的事情上,这是非常严重的错误。而我们的公共卫生官员,在他们所有的会议记录和笔记中,都是这样做的。作为一个数据的安全专家,我永远不会这样做,永远不会。

他们说的第二词是“罕见”,因为他们用了200个病例,除以庞大的接种疫苗人群,因为分母很大,他们得出的数字就非常小。在临床试验的(药物、疫苗)安全审查中,我们(作为专家)从来不这样做。我们使用“冰山一角”(tip of the iceberg)这个名词,原因何在?因为发现的只是一个点。回到6月份,我们几乎还没有开始为孩子们接种疫苗,孩子们在夏天开始接种疫苗了。我们的疫苗不良事件报告系统(VAERS),就在此时此刻,有了超过1万6000个案例。

因此,当我在全国电视yabo88官网中说“这不罕见”时,我是对的。我说“这是冰山一角”,我也是对的。这只是……16,000是个巨大的数字。对于任何面对普通民众的市场性的(医学)项目来说,任何(每百万人)超过50人(死亡)的数字,在安全上都是不可接受的一个数字。

因此,(如果)一个糖尿病药物导致50人的死亡,它就退出市场了;5人死亡,黑框警告。一种抗生素造成50例肝炎,它就被淘汰了,已经下架了。我们绝不会容忍这样的一种抗生素、一种糖尿病药物,我们绝不会容忍一种导致心肌炎的药物,绝不会。

芬兰的阿罗拉(Anita Arola)发表的一篇论文中说,在COVID-19大流行之前,他们采集了芬兰全部人口中所有小儿心肌炎的病例,因强大病毒而引发的或特发性的自发性心肌炎的比率,是每百万人中有4例。

从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特蕾西·霍格(Tracy Beth Hoag)的一篇论文中,我们可以进行估计,这篇论文使用了VAERS和V-Safe(美国疫苗副作用追踪程序)的数据,她估计,实际上,在这些接种了疫苗的儿童中,(12至15岁男孩群体的)心肌炎的上限是每百万162例,远远超过4例。疾控中心(CDC)最初估计说是(每百万)50到60之间,这很高。但是,不,(实际情况)可能要高得多。

霍格的论文表明,一个男孩,比如,12至17岁之间的,更有可能因(接种疫苗后引发)心肌炎而住院,而不是因为碰巧没有接种疫苗、感染了COVID-19病毒、有了呼吸道症状而住院。权衡比较的结果相当糟糕,疾控中心(CDC)和食品药物管理局(FDA)在9月和10月的监管会议上,都听到了这一点,对霍格的分析没有异议。

若你接种疫苗 自然免疫便陷入双重危险中

现在,罗恩·科斯托夫(Ronald N. Kostoff)在《毒理学报告》(Toxicology Reports)上发表了一篇分析论文,标题是“我们为什么要给儿童接种疫苗?”但他实际上分析了所有的年龄组,并得出了类似的死亡率的结论。并说在65岁时,当人们认为疫苗会有好处时,65岁的人,在接种疫苗后死亡的可能性,比他们死于COVID-19呼吸道疾病的可能性更大,因为他们可能不会感染上COVID-19呼吸道疾病(而却被强制接种疫苗)。

霍格和科斯托夫的分析得出这样的结果,都是基于决定论(注:一种哲学理论,认为所有事件都是前述充分原因的必然结果)。也就是说,当你接种疫苗时,百分之百地可以确定,疫苗(肯定)在你的身体里,这一点毋庸置疑。你已经接触到了疫苗,你身体里面的一切,都将会暴露在疫苗之下,包括接触到极为活跃的刺突蛋白。

如果你推迟接种疫苗,你可能感染上、也可能不感染上COVID病毒,你可能永远不会再接触到(疫苗引起的)刺突蛋白,你可能具有自然免疫力,从而你不可能再感染COVID-19。但请记住,一个自然免疫的人,如果接种了疫苗,他们会再次接触到(疫苗中的)另一种极为活跃的刺突蛋白,他们会再次接触到。因此,如果你愿意(接种疫苗)的话,自然免疫便陷入一种双重危险之中。

因此,科斯托夫分析说,一个65岁的人死于疫苗的可能性,比死于COVID-19呼吸道疾病的可能性,高出5倍。现在我们有了关于死亡率的数据,在美国,这些数据绝对是大量涌现的。我认为,需要重要指出的是,我们从CDC疫苗不良事件报告系统(VAERS)知道,就在此时此刻,CDC已经认证的死亡人数超过2万人。

罗斯(Jessica Rose)和麦克劳克林(McLaughlin)之前的分析表明,在春天,这些死亡中有50%发生在(接种后的)48小时之内,80%的死亡发生在一周之内,当时,有86%的(死亡)没有(疫苗外的)其它解释。我们从英格兰一个以证据为基础的咨询小组了解到,他们评估了黄卡系统(yellow card system,英国的药物不良事件报告系统),这是一个独立的系统,他们发现了完全相同的分析。

接种疫苗死亡 无法预防

而现在,在纽约哥伦布大学刚刚发布的一份报告中,潘塔萨托斯(Spiro P. Pantazatos)等人,利用欧洲的数据,以及美国的数据,和美国人口普查信息及疫苗登记册——他们知道谁接种了疫苗,谁死亡了。他们现在估计,从2021年2月到8月,不幸的是,有14.6万到18.7万美国人,在接种COVID-19疫苗后不久死亡,这些数字是相当惊人的。

我可以告诉你,任何面对普通民众的市场性产品的可接受(致死率)极限是(每百万人中)50人死亡。我们知道,在猪流感大流行中,我们达到了(每百万人中)25人死亡,这是不允许的。1976年,我们有5500万人接种了猪流感疫苗,(每百万人中)50人死亡,(这种疫苗)被弃了。(猪流感疫苗引发了)550例格林-巴利综合征(Guillain-Barre Syndrome,注:一种瘫痪肌肉神经的疾病,这种症状是对现代流感疫苗的一种罕见反应),死亡人数上升到(每百万人中)53人,美国人说他们非常对不起接种疫苗的人。

呼吸道感染造成的生命损失,已经够糟糕了。但现在有这种双重危险,即死于COVID和(因疫苗而)累积的这些死亡,其中我们有80万例死亡,我估计其中85%的人,可以通过早期治疗来预防(COVID)。现在,我们有18.7万(死亡),可能是疫苗之后的死亡,这些(死亡)都不是我们可以预防的。

我认为,没有一例因COVID-19疫苗而导致的死亡,是可以预防的,为什么?因为强生疫苗,美国以外生产的阿斯利康疫苗,辉瑞疫苗和Moderna疫苗,都是基因疫苗。它们通过脂质纳米颗粒(lipid nanoparticles),向体内的细胞嵌合体提供遗传物质。它们劫持体内的细胞,产生危险的刺突蛋白,刺突蛋白的生成不受时间和数量的限制。

这是史上第一次,我们被注射了(基因)疫苗,我们不知道有多少人接种了基因疫苗,不知道接种了多少抗原疫苗。

刺突蛋白本身致命 会损害器官

刺突蛋白本身就是致命的,它会损害器官,导致内皮损伤和血凝块,它会进入心脏,这就是为什么会有心肌炎的原因。阿沃利奥(Elisa Avolio)及其同事的一篇论文表明,支持毛细血管和心肌细胞的细胞——周细胞(pericytes)被刺突蛋白损坏。

对接种疫苗者的尸检研究表明,刺突蛋白无处不在。它在大脑中,难怪会有头痛和脑部血栓、耳鸣、大脑皮质盲和眼睛失明、癫痫发作。它损害了血管,难怪会有中风、心脏病发作、血栓、肺栓塞的发生。难怪FDA(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对(造成)中心静脉和海绵状静脉血栓的(强生)疫苗,提出正式警告。

他们提出警告,因为格林-巴利综合征造成神经系统受到损伤, FDA提出正式警告,难怪有警告。FDA告诉父母们,疫苗能够导致心肌炎,警告辉瑞和Moderna疫苗导致心肌炎。没有比这更清楚的了。

杰西卡·罗斯(Jessica Rose)和我,在《当前心脏病学问题》(Current Problems in Cardiology)上发表了一篇论文,在(有偏见的)审查制度下,我们确实付出了前所未有的努力。我们写了这篇论文,我们分析了VAERS系统,只是简单报告发生了什么,就只这样,我们只是报告了(接种疫苗后的)心肌炎的病例。

其中一个主要发现是,虽然(因疫苗引发的心肌炎)高峰是在17岁左右,但它是一个偏斜分布,尾部一直延伸到50岁。而对于男性而言,90%的心肌炎受害者是男性,这意味着,与你(杨杰凯)同龄的男性接种疫苗后,可能会患上心肌炎。这就是我们在VAERS中看到的情况。

这篇论文是篇邀请稿,它受到了杂志的欢迎。有编辑部的信件,罗斯博士是第一作者。它被提交,并进入了同行评审,最终有所改动,有毛校样。论文被接受,出版费已经支付。我知道这一点,因为我作为资深作者支付了这些费用。有版权协议,有合同,有制作彩色图表的额外费用。这是由《当前心脏病学问题》出版的,并在美国国家医学图书馆(NLM)中被引用,成为医学史永久的一部分。

然后,在美国儿科会议审议儿童疫苗的前5天,爱思唯尔出版公司(Elsevier)将这篇论文从医疗数据库搜索引擎PubMed中撤下。(一般情况下)这的确很难做到,他们说,“我们要撤回这篇论文,因为我们认为,一开始我们就没有邀请它。”然后我查看了合同,我问,“在什么情况下,他们可以在论文发表后破天荒地撤回? ”真的,合同规定,只有在没有科学依据的情况下,才能这样做,而爱思唯尔并没有说这篇论文没有科学依据。

因此,其结果就是,在儿科会议召开前5天,正当研究人员和科学家试图了解疫苗效果如何、儿童如何受到伤害,一篇关键的论文被审查。这是一种(恶意)审查行为,爱思唯尔公司现在被一份诉讼意向书起诉,诉讼针对爱思唯尔违反合同。顺便说一句,他们没有归还这些(作者支付的出版)费用。有趣的是,他们没有归还费用,数千美元的费用,没有归还。

他们在没有正当程序、没有讨论的情况下,撤下了这篇论文。最重要的是,现在他们还参与了(学术)侵权干预,也就是说,他们正在干预科学出版业务,实际上是干预公开发行关键(科学)数据。因此,爱思唯尔,这个世界上最大(科学与医疗)的出版商,将因为这种公开的科学审查行为,而被诉讼,受到高度关注。

[旁白] 杨杰凯:针对麦卡洛博士因删除他的心肌炎论文,而对爱思唯尔提起的诉讼,爱思唯尔公司拒绝发表评论。

在接种疫苗后 看到庞大的死亡峰值

杨杰凯:我想返回去谈一下你刚才引用的哥伦比亚大学的研究,这项新的研究。那么,有几个问题(想请你说一说)。首先,我们所谈论的,我认为都非常重要,都属于罕见事件。比方说,人们因COVID而死亡是非常罕见的,人们因疫苗而死亡也非常罕见。所有这些都是罕见的事件。我只是想确保(信息)是清楚的,因为我觉得,人们可能有各种猜测,鉴于现有的信息传递(问题)。

现在的问题是,在一个巨大的接种人群中,(发生罕见事件的)仍然有很多人,即使是(发生罕见事件)也是一个巨大的人群。那么,这项研究是如何进行的?是如何得出这些信息的?这让人难以置信,但我想多听一些。

麦卡洛: 由于死亡被报告给了疫苗不良事件报告系统(VAERS),而且由于死亡与接种疫苗紧密相关,死亡事件不是在一段时间之内随机分布的。如果死亡只是(随机发生的)与疫苗无关,我们就不会刚好在接种疫苗后,看到庞大的死亡峰值,我们根本就不会看到。就像我们看到的(接种疫苗后的)心脏病发作、中风、瘫痪和血栓的巨大峰值等等之类,它们都(与接种疫苗)紧密相关。

我们知道,这些疫苗会诱使人体制造一种致命的蛋白质,这种蛋白质被操纵的,在某种意义上讲,是在中国武汉的一个实验室里被制造成致命的。所以它们有一个危险的作用机制,(与疫苗致死)有一个非常、非常紧密的时间联系。至少有一项分析,试图公平评估所有意外事件,说“听着,在绝大多数情况下,除疫苗之外没有其它解释。”

非致命的心脏病或中风 接种疫苗后变成致命了?

这些(疫苗造成的)死亡与非致命事件是一致的(意思是,像非致命的心脏病或中风,接种疫苗后变成致命的了)。那么,是否有一些事情可能是险些发生的,如心脏病发作或中风(却因接种疫苗而造成死亡的)呢?是的。

所以我们有(疫苗与死亡的)内在一致性。在英国的黄卡系统和欧洲的药物不良反应信息系统(EudraVigilance)中,也有同样的发现,所以我们实际上已经满足了所有“布拉德福德·希尔因果关系准则”(Bradford Hill tenants of causality)。

那麽,我是一个训练有素的流行病学家,这是我的工作。我告诉你,毫无疑问,我们在这些安全系统中,观察到的很大一部分死亡,实际上是由疫苗造成的。因此,当我们结合人口普查的数据,我们知道人们何时死亡,知道他们何时接种疫苗。

人们可以做一个分析,就像我提到的哥伦比亚大学那样,开始尝试掌握,无论是在欧洲还是美国的数据,有多少人在接种疫苗后死亡。即使很小比例直接由疫苗引起的,也是一个很大的数字。

通过美国联邦医疗保险和医疗补助服务中心(CMS),我们也有办法来确定这一点。不是每个人都有联邦医疗保险(Medicare,为65 岁或以上人士、或不足65岁但患有某种残障的人士,及患有永久性肾脏衰竭 的任何年龄的人士提供的健康保险)或联邦医疗补助(Medicaid,白卡,为低收入人群提供免费或低成本的医疗保险,孕妇、儿童、老年人、残疾人都可能符合资格),但这是一个牢靠的系统,我们知道某人接受了疫苗,知道他们何时死亡。而且我们实际上可以选择一个窗口,这一点非常重要。

因此,如果VAERS系统是自发报告的,实际上某人必须被提醒,并实际填写表格来报告…… 我已经在VAERS中报告了一起死亡事件。所以我可以告诉你,这需要花很大的精力,大概需要半小时,在意识到伪造表格会被判处监禁或联邦罚款的情况下,填写多种表格。我的意思是,这非常严肃。疾控中心(CDC)告诉我们,这些死亡是在接种疫苗后发生的,我可以告诉你这是真的。

从迈斯纳(Meisner)及其同事在COVID-19爆发之前发表的一篇论文中,我们知道,在这些(死亡)报告中,有86%是由医生、护士、保健人员、疫苗中心的人、药物公司完成的。他们认为,实际上,死亡是由于疫苗造成的。而我们知道,有14%的(死亡)报告是由家庭成员完成的。

VAERS中报告的死亡人数是真实的

但无论如何,我可以告诉你,在我看来,VAERS中报告的死亡人数,毫无疑问是真实的。CDC核实了它,他们得到一个临时的VAERS号码,他们实际上证明了它,他们说它是真实的。20,000个死亡报告中,其中一半已知是美国国内的(死亡)报告,因为我们的系统也接收其它国家的(死亡)报告。

因此,如果我们在VAERS(疫苗不良事件报告系统)中有9,000例死亡,我们有来自哥伦比亚大学的分析数据,这个数据的上限为(每百万人中)187例死亡。我们还有一个中间数字,在(2021年)夏天早些时候出来的。很明显,随着疫苗接种和施打加强针,死亡人数将继续增加。但是,有一个针对联邦政府的诉讼案,首席律师是汤姆·伦茨(Tom Rentz),从CMS(联邦医疗保险和医疗补助服务中心)数据中做了一个推断,估计的真实的(死亡)数字是45,000人。

因此,当我们有VAERS真实的死亡数字,实际上我们可以计算出漏报的数字。漏报的数字有多少?从CMS内部的吹哨人对CMS提出的诉讼来看——当时很多人都在研究这个问题——我们认为漏报的数值是5倍,因此,(漏报的数字比)我们在VAERS中看到的,可能糟糕要5倍。

现在,随着刚刚出来的哥伦比亚大学论文,漏报的数字已经升级为20(倍)。但是,之前由哈佛大学为VAERS中的漏报情况所作的一项研究中,认定的漏报率显然介于1%和100%之间。

我可以告诉你,大量的美国人在接种COVID-19疫苗后死亡,数量非常大。如果你(CDC)将其除以整个国家的人口(得出一个很小的数字),这不是我所关注的。几个月前,佛罗里达州的一栋公寓倒塌了,3个人被压在楼底,美国对建筑安全标准出离愤怒了。在911事件中,约2000美国人丧生,导致美国开战。187,000人(因疫苗而死亡),应该掀起一场愤怒的浪潮,它值得人们愤怒。你知道为什么让人愤怒,因为现在我们正处于一场强迫民众接种疫苗僵持不下的战斗中,而人们并不希望接种疫苗。

而真实情况是,一旦开始有人死于疫苗,人们便议论开了。令人费解的是,在一个本应大受欢迎、并被广泛接受的大型疫苗项目中,疫苗接种率在(2021年)4月中旬直线下降,直线下降。人们只是说,他们不要接种疫苗了,因为他们看到自己的亲人死去,他们在谈论。

因此,当疫苗接种率急剧下降时,突然间每个人的手臂上都(强制)被扎上一针(疫苗),这是不可能的。然后我们开始看到引诱人们接种疫苗,(接种疫苗可以免费)喝杯啤酒,吃个甜甜圈,可以参加一百万美元的抽奖活动吧?有免费的大学奖学金可拿如何?我们实际上践踏了《纽伦堡法典》。记得最初,在(2020年)12月、(2021年)1月、2月,接种疫苗完全是自愿的,因为当时疫苗正处于研究评估阶段(还没有这么多死亡案例)。

《纽伦堡法典》出自纳粹德国,在那里,医生参与了大屠杀中针对犹太人和非犹太人的可怕的研究犯罪,包括在某个时间点上,将他们一直推进毒气室。所以重要的是,《纽伦堡法典》、德国的纽伦堡审判说,永不再犯,我们永远不会做这样(种族灭绝)的研究,无论在任何压力、胁迫或参与或不参与受到威胁报复的情况下,就这样。

因此,作为一名医生,人们问我:“麦卡洛医生,你鼓励接种疫苗吗?” 我说,“绝不。我绝不会违反《纽伦堡法典》。”没有一个好医生会这样做,没有一个好医生和好的医学团体鼓励接种疫苗,永远不会。任何医生、或任何医学团体、或任何雇主、或任何政府,如果真的对任何人施加任何压力,都违反了《纽伦堡法典》,因为所有的(COVID)疫苗都在研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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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完待续)

(转自大纪元/责任编辑:李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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