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调研:地方政府成最大老赖 一级拖欠一级

【新唐人北京时间2024年03月21日讯】中国经济衰退,失信人数量不断飙升。但武汉大学调研报告指,中共地方政府才是当地最大的“老赖”,连政府内部都层层截留欠账,信用严重透支。

近日大陆网络一度热传武汉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冯川的一份调研报告。目前这份报告已被封杀,多个网络平台上的转载都被删除。

冯川专门研究农村社会与基层治理,他通过长期基层调研指出,中共的地方政府逐渐成为了当地最大的“老赖”。种种“无赖化”行为正在呈现系统性蔓延之势。一个可以称之为“信用透支型治理”的生态系统似已广泛形成。

他在调研报告中说,贵州省六盘水市“以刑化债”抓捕女企业家事件,仅仅是这个“信用透支型治理”生态的一个缩影。

如今,地方上的信任危机已经层层蔓延到村里,中共县政府失信于银行、企业和乡镇政府,乡镇政府再失信于乡镇干部、村干部和工程队,然后村干部失信于工程队、村民。不仅政商之间不断透支信用,政府与银行之间、各级治理主体之间,基层干部与民众之间,都纷纷落入信用透支的境地。

其中,中共县政府与银行之间的信用透支表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只还利息不还本”。贵州省S县官员为了“政绩”大兴公共建设,在土地财政收入只有1亿元(人民币,下同)的情况下负债80亿,利息每年需要偿还1-2亿。该县县长直言,债是不可能还了,银行只能要利息,否则连利息都不给。

另一个表现是为争取银行放贷而“虚增”国有资产。银行放贷需要对借贷方的资产和资金现金流进行审核。而地方政府用来借贷的融资平台公司大多没有实际资产和现金流,地方当局就把政府投资建造的机井、渠道、门面房甚至公共厕所等统归为该公司的资产,但这些多是不良资产。

报告举例说,2022年8月,贵州省黔东南州榕江县民政局拍卖该县殡仪馆20年特许经营权,交易起拍价和最终成交价都是12,680万元。出让方是榕江县民政局100%持股的公司,中标公司(买受方)为该县财政局100%持股的荣升国有资本运营有限责任公司。榕江县当局自编自导自演,让财政资金从左口袋放进右口袋,不仅让县财政收入虚增上亿元,还增加了荣升公司的资产,以便用它来进一步融资。

中共县政府对金融信用的透支,导致银行不良贷款显着攀升,银行资产收益大幅下降,最终波及银行体系的稳定。已有不少中小银行陷入生存危机。

中共县政府和乡镇政府之间的信用透支,则表现在截留资金流。

在巨大的财政缺口下,中共县政府会截留乡镇的收入,以减轻自己的财政压力。河南省Q县财政局和自然资源局曾向乡镇承诺,每验收一亩复垦宅基地,可以补偿乡镇10万元。当地S镇腾出了千余亩宅基地,本应从县里获得近1亿元补偿。但县政府财政需要“拆东墙补西墙”,不断挪用相关资金,直到2023年底,县里还欠S镇2000万。

山东C县也截留和拖欠了本应返还给乡镇的税收,拖欠W镇6000万,拖欠X镇1.1亿。

中共乡镇政府与乡镇干部之间的信用透支,表现在挪用工资。

在中共县政府对乡镇财政收入的“家长式支配”之下,乡镇政府基本失去安排预算支出的权力。县政府的财政缺口向下转移成为乡镇财政的缺口,乡镇政府几乎成了一个为了自己生存而运作的组织。

然而,就在乡镇财政紧张的情况下,当地官员还要为完成上级任务而搞“政绩”,就开始挪用乡镇干部工资做项目,导致乡镇干部工资被拖欠。一位乡镇公务员抱怨,自己刚上班不久全县各乡镇就停发了绩效工资,每月到手工资不到3000元。

乡镇政府对乡镇干部的信用透支,让年轻干部基本都选择“逃离乡镇”,让接近或超过35岁的干部提前进入“躺平”状态。

中共各级政府的失信行为层层向下传导,最终的承担者就到了村干部、企业和工程队。中西部地区很多项目配套资金到不了位,最后都是村里负债。

报告中说,以往“项目式供给”是县域发展的普遍模式。许多项目的申请都要求资金“以奖代补”,即先开工建设,验收合格后获得项目资金拨付。这种模式导致大项目被分割,各级官员层层转包,再由地方政府、官员以及施工方垫付资金施工,最后等到官方项目资金拨付时,各级官员和施工方再从中分割自己的“蛋糕”。

但是随着中共财政紧张,项目资金的拨付越来越慢,甚至许多资金已无法到位。因此,一些施工企业不但无法取得工程款,连早期垫付的项目投资都打了水漂,特别是其中许多资金是从银行借来的贷款,压力更大。在这种情况下,不少陷入绝望的企业将地方政府或地方官员告上法庭。贵州省六盘水市“以刑化债”事件就是其中一例。

中共基层干部与民众之间的信用透支更为普遍。

在调研当中,许多村民都提到中共基层干部和地方政府现在缺乏公信力。此前已有数百个地方政府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其中包括村一级村委会,也包括副省级城市、省会城市核心区等。有的地方政府上榜不止一次。村民说:“政府许诺过的,答应好好的,后来突然反悔呢?”“自从我家经历过拆迁以后,乡镇干部、村干部说的话我一个字都不会再信!”“是谁先诚信缺失、朝令夕改的?”

只要进村访谈普通村民,就能听见不少村民在背后指责中共基层干部以权谋私。村民们反映:自己有糖尿病但开药不给报销,但村书记和他的亲戚得个感冒都可以报销;有建房的老板给村书记扛烟和油拜年,但村书记不要,要给3-5万元才行;国家收购高油酸油菜籽,只有当官的能收购,一般老百姓只能收购一般的油菜籽;村、镇、县的干部串通一气,省政府下来检查,村书记把告状的人封在家里不让说;有一个村的村书记杀了人,有村民告他,但镇里要能打能杀的人当书记,镇住老百姓,所以他照样是书记,背后就是混混、黑社会。

(责任编辑:周归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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